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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调控:北京的“多赢”悖论

2019/10/17 2:52:07

人口调控:北京的“多赢”悖论

 

我终于在北京住进自己的房子,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高房价压成房奴是必然的,上班的路程也比以往远了好多。“幸运的时候,一个半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关心我的亲友们,但大多时候是不幸的。即便有公交车专用道的照顾,即便走高速公路,我依然会经历近一个小时的拥堵才能赶到地铁,然后经过另一场拥堵,才能到达公司。

 

拥堵,只是中国这座巨型城市的一个“病症”而已。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周立云在5月9日做一场报告时说,这些年来,北京建了那么多地铁,盖了那么多房子,修了那么多条路,特别是治理污染下了很大的工夫。可是现在交通、环境、住房、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原因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北京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过去13年里,北京的常住人口就增加了750多万。

 

这是意料之中的答案。作为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城市,北京对人口的管理和调控几乎从1949年之后就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共做过12个五年计划,人口控制是标配内容。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北京执行着全国最为严格的户籍限制政策。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一次次突破政府部门的心理警戒线。1980年代初突破900万时,人们担心人口太多会出问题,提出万万不能突破1000万这条红线;到现在,实际数字已经翻了一倍,2011年就突破了2000万的大关。

 

这一次,“压力山大”的北京管理者再提人口调控,抓住了一个摆在面前的政治机遇——那就是被外媒称为习近平“一号工程”的“京津冀一体化”项目。

 

虽然这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工程早被提出,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高层的大力支持,并被北京的管理者反复提及,将其视为解决北京人口问题的重要一役。如同周立云所说,“如果河北发展水平和北京相当,肯定可以有效减轻北京人口相关发展积聚的要素。”

 

这个判断看似平淡无奇,但很少直接从官方口中说出。事实上,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另一个饱受人口问题困扰的超级城市:上海。

 

那么多的外地人,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我的朋友曾访过著名学者任剑涛,他放弃了广东著名高校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北漂”,到人民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问及原因,他答道:“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只能在有与无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就像我一样,最终放弃了在河北只要10分钟自行车车程的工作,来到北京,每天要挨过痛苦而漫长的3-4个小时的上班路。这是我选择留在北京必须要付出的机会成本。

 

过去的人口调控政策,在想尽办法增加这种机会成本。无论是以限制外地人购房、买车、租房(清理地下室、禁止群租)为主的“以房管人”,还是提高对小百货、小杂食店等低端行业的准入标准的“以业控人”,以及缩减进京指标、加大户籍管控力度的“以证限人”,无非都是以提高外地人在京生存成本为手段,达到限制人口的目的。

 

这些治标之策的失败,只能说明北京资源之大、机会之多。

 

真正要治本,就要把这些资源和机会疏散出去。而从媒体上陆续公布出来的“京津冀一体化”设想,正是这个思路——北京要陆续将一些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医疗机构甚至是重要的企业外迁到天津、河北等地。北京减压了、外地发展了,这看似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设想。

 

但这一切又谈何容易。且不说GDP考核、经济增速对官员政绩评估的影响,直接导致重要企业不可能完全挪移;在过去已经开展的一些尝试中,所谓的“外迁”,也不过是让一些单位在城市外围“跑马圈地”。通勤的车辆堵在路上,把人口重新送回城里,因为谁都无法放弃中心城区的优质生活资源。

 

另一方面,北京官员剑指低端产业从业人口、甚至已经从大红门和动物园的服装批发市场下手,但仍难解其中的悖论——人口吸附如同石子投入水中一样,是一个波圈不断扩大的过程。核心投射的石子越重,外围波圈就越大。北京吸引了更多尖端人才,也自然需要更多的超市、更多的饭店、更多的住房、更多的商品贸易,也就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为这些人才服务。

 

毕竟,人们来到北京,不是因为北京有那么多的批发市场,而是因为有那么多高大上的资源。在这种现状下,单纯搬迁一些处于外围波纹上的产业,不过是一种溢出效应而已;能否抵消优质资源对人口的吸引尚不能确定,遑论减少人口。

 

对这座越来越拥堵、压力越来越大的城市而言,要解决根本问题,恐怕要做一道人口减少与资源集中的单项选择题。若要北京放弃后者,则需要更高层面的政治调整。

 

但那样做了,北京还是现在的北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