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闸建一村:丢一张照片,却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2019/9/11 21:08:56

闸建一村:丢一张照片,却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年春节前夕,母亲告诉我,相处了40多年的老邻居翁家姆妈去世了,享年100岁。听到这一消息,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当年闸建一村老邻居的记忆之中,眼前立刻浮现出50多年前那些老邻居长辈们和蔼可亲的形象,耳边响起了孩子们玩耍嬉笑的声音。

 

在不少上海市民心目中,闸建一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新村。

 

在中山北路旁养金鱼的日子

 

闸建一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两层楼公房新村,共14排,分东7排、西7排。14排房子有两种房型,东西七排房子中的朝南两排各有10个门牌号码,其余10排均为5个门牌号码,无卫生间,灶间合用,大房间在十一二平方米,小房间只有七八平方米,一个门牌号里最多要住7家人家,最少也住两家,1998年拆迁。

 

我家是1959年因居住地拆迁搬进闸建一村的,是否算得上是闸北区历史上第一次动迁,对此我没有考究过。搬来时我五岁,在闸建一村度过了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的13年,1972年中学毕业务农离家,母亲家又继续在那里住了26年,最后因旧区改造动迁,搬出闸建一村。在闸建一村完成40多年的历史使命以后,闸北区政府在原址上建造了高档的商品房。闸建一村留下了闸北区公房的一段历史,也留下我孩提时代点滴的记忆。

 

闸建一村座落在中山北路以南,东靠通北村和闸北煤渣砖厂,西依普善路245弄、183弄,南边与苏家巷八排房子接壤,路名号码是中山北路836弄。中山北路在上海是一条较长的东西走向的马路,我家住在靠近共和新路那一段。

 

1959年,我家刚搬来此地时,中山北路以北还是一片农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农业户口,讲着一口本地话,种植着大片的蔬菜,现在讲来是“菜篮子工程”的组成部分。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地农民在种植蔬菜的同时,还开挖了一些小鱼塘,养殖一些观赏用金鱼,在那时,这也算是不事声张的副业了。小时候,每到大金鱼产卵、小金鱼出世的季节,我们这些小家伙总要向大人讨上几毛钱,拿着装化学浆糊用的大口瓶,去那里买上几尾刚刚破卵而出的小金鱼,养鱼户也会顺便赠送给我们一些水草,到了家里就放在钵头里养。养鱼的盛器没有现在的样式繁多、漂亮,我们每天蹲在小钵头边上,看着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小金鱼,放一些鱼食,满心希望它们长大后,能有几尾变成漂亮的黑珍珠、红膏头、龙种水泡眼,因为如果买来的金鱼是这些品种的话,在邻居小朋友中是蛮“扎台型”的。

 

“黑珍珠”与红金鱼

 

国营大厂、汽车站是气派的“邻居”

 

说说闸建一村的其他几个“邻居”。在中山北路北面,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叫上海精业机器厂,属机电一局,后改名为上海压缩机厂。在读中学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参观过这家大厂,怎么个大法?大半天也没能走完全部车间。我毕业时曾有过进这家厂工作的奢望,后来却跟着上山下乡的百万大军一起走上了务农道路。如今上海压缩机厂所在地已被征用,高档的商品房伫立在那里。

 

沿着中山北路往东与共和新路交界处,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当时叫“北区汽车站”。这里的长途汽车主要有发往嘉定、罗店、安亭、浏河等地的“北嘉线”“北罗线”“北安线”和“北浏线”。后来建造南北高架时,汽车站从共和新路的东面搬到了共和新路西面的高架转盘底下,总算把上世纪50年代末诞生的这个老车站保留了下来。

 

紧挨闸建一村东面,有一家叫“闸北煤渣砖厂”的集体小厂,主要生产煤渣砖,在备战备荒、大造地下防空洞的时候,这家厂是十分“吃香”的。随着改革开放,煤渣砖退出了历史舞台,企业转型后不再生产,原场地办起了“中山客运站”,搞起了发往江浙皖等地的长途客运,在春运高峰时,为外地来沪务工者往返城乡间发挥了作用。

 

上海压缩机厂  

 

闸建一村西侧的普善路245弄和183弄都是平房,以私房为主,密度高、弄堂窄。两人在弄堂里相向而过要侧身相让,要在弄堂里推过一辆自行车,一定要左顾右盼,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哪家的煤球炉,碰翻哪家门口的马桶,或带走哪家挂在屋檐下的菜篮子。有的家庭几代人挤在这狭小蹙兀的空间里。

 

当年我家所住的闸建一村,就在这些农村、大小企业、老式平房的中间,后来与周边小区一起统称为“苏家巷地区”。

 

普善路铁路新村曾与闸建一村相邻

 

在给水站边洗菜边聊“弄堂新闻”

 

闸建一村的弄堂宽度不足三米,是用石块铺就的弹格路,雨天不积水,每逢春天来临,天气变暖,万物生长,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里就长出青青的小草。由于路面高低不平,小孩子在弄堂里跑来跑去时常会绊倒,手脚骨折、头破血流、衣服撕破之事时常发生,居民反映较大,后来房管所挖掉了弹格路,铺上了水泥路,那已是我走出这里务农以后的事了。小时候,孩子们放学后,在这里的小小班里复习功课、做作业;做滚铁圈、躲迷藏、打弹子,跳绳、跳橡皮筋等游戏,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同年时代。印象特别深的是玩捉迷藏的游戏,在居住这么多居民的弄堂里,随便躲进一户人家,要找到躲藏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在一片幼稚的童声中,往往要到大人们扯破嗓子叫喊自己孩子的名字,才会出现那位躲藏者的身影……

 

我们刚搬进闸建一村那阵,自来水还没有接进小区,用的是集体给水站。居民洗洗弄弄都要到座落在通北村的给水站去,为此,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大脚桶、大水桶。清晨是给水站最热闹的时候,大人们一个个拎着水桶,口袋里揣着用水的筹码,有的提着篮子、有的端着脸盆到给水站去洗衣服、洗菜、淘米,洗涤完还拎一桶水回来,用作烧开水、煮饭。在给水站,大人们边洗边一起唠家长里短、弄堂新闻。上世纪60年代自来水管接到了闸建一村后,每排弄堂口安装三个水弄头。用水泥砖块砌两个水斗,上面装有两个水龙头,这是给邻居们洗衣洗菜用的;下面一个水龙头,用作刷马桶。从大给水站变为小给水站后,一度延续了用水筹的办法,每家每月领取一定数量的水筹,每用一桶水就往挂在墙壁上的水筹箱里放一个水筹。到了月底,整个用水量除以发出的水筹数,得出每个水筹的金额,每户人家按领取的水筹数交纳水费。当时每个月水电费的收取工作,是弄堂里每户人家轮番做的。到了70年代末期,自来水管又从弄堂口接进了弄堂,在每个门牌号的门前安装了水龙头,装上了水斗,于是,取消了弄堂口的小给水站。但还是保留了一条弄堂一个大水表,水费按用户人头来计算,每月总用水量除以每户的人头,得出每户人家的用水费用。维持这种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后,居民们开始自己装小水表。由自来水公司抄表交费后,沿用几十年的给水站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大水表”    图片来源:大申网

 

动迁那天,母亲和老邻居难舍难分

 

我是在闸建一村走上求学之路的。1962年9月,我在母亲的陪伴下走进苏家巷小学,弄堂里十几名与我同年的孩子分在一个班里。在小学后几年遇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停课闹革命”,剥夺了我们学文化、学知识的权利。1968年我小学毕业,可实际上到1969年的4月才离开小学,进入育群中学。整个中学时代,学校没有正规上过课,虽然开设了语文、数学课和工业基础(物理)、农业基础(化学)等课程,历史地理与政治课也合并为政治课,但教师想教没法教,学生想学没心思学,不是玩就是闹,抓阶级斗争、批封资修成为学校的主业。中学毕业当年12月份才分配,我加入了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的行列,从此走出了闸建一村,一直到1982年6月才返沪,回到闸建一村住了一年,在外面借房子成了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市、区两级政府着力推进旧区改造,改变城市面貌,改善百姓的居住环境。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视察苏家巷地区,走进被称为“水深火热”的245弄居民家,低着头,扶着窄窄地扶梯,爬上狭小昏暗的阁楼,动情地对在场的区领导说,我们“对不起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啊”。从那时起,苏家巷地区作为上海市“九五”期间最大的5块旧区改造地块之一,由闸北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各级干部打响了苏家巷旧区改造的大会战。从第一战役的5号地块沪太一村,第二战役的3.5万伏变电站基地,到1998年10月6日苏家巷4号地块拉开动迁序幕。至今,我眼前仍然常浮现居住了40年棚户房的母亲和邻居们得知动迁消息时,那奔走相告的动人画面。搬迁那天,我陪着母亲挨家挨户向老邻居们道别,那依依不舍的样子就像是要出远门。母亲从当年20多岁的少妇变成古稀之年的奶奶,要与那些朝夕相处40年的老邻居分手,心情不能平静。我们兄妹带着子女到老屋去为老人家搬家,母亲的脸紧贴着孙子和外孙们的脸,含泪笑着说:“孩子们,今年春节到奶奶家来过年三十,再不会让你们坐在小桌子上吃年夜饭了。”那句话,至今仍然烙在我的心中。

   

地铁一号线在此地设立了中山北路站

 

闸建一村已拆迁18年了,如今,这里马路宽敞、交通便利、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地铁一号线在这里设立了“中山北路站”,“北美枫情”、“五月花广场”先后崛起,那些低矮破损的平房已成为历史。

 

光阴如梭,我少年时代的邻居同学大部分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多人在家帮助子女带第三代,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

 

我曾在1959年搬到闸建一村时,拍过一张与母亲一起的照片,可惜的是18年前母亲搬家时弄丢了,如今身边只留下一张1986年母亲抱着我周岁儿子的照片,可算作是母亲在闸建一村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一直藏在我的影集里。它时时唤起我深藏在记忆中闸建一村的点点滴滴。

 

1986年母亲抱着作者周岁的儿子在闸建一村的照片   本文作者提供


组稿、编辑:伍斌   题图为1996年母亲抱着作者侄女在闸建一村家门口留影,由本文作者提供